2008-07-21 07:24 来源：中国经营报
曙光闲话
经济粗放政策不能粗放
原本是给房地产行业下的药，没想到制造业倒有了不良反应。从2003年以后，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过热现象，国家就开始以抽紧银根和地根的方式加以调控，但由于房地产行业与地方政府及银行业的利益关系太过密切，房地产行业是屡次打压屡次反弹，愈战愈强，房地产行业的顽强加顽固终于在去年上演了一波“房价也疯狂”，招致中央出台更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手段，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位。现在房地产行业是初出现疲态，可房地产惹祸殃及池鱼，制造业企业已经是命悬一线。
给房地产业吃药，制造业拉稀，说明我们的政策制定的精确性还有待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我国以每年消耗全世界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却只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ＧＤＰ。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约束等等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要改变这种粗放型特征需要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导向，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的决策往往以简单应对复杂，以单一应对综合。如对待资产性泡沫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就是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对。一般来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却忽略了中国企业的特殊性。发达国家是企业自有资金占大头，并不十分依赖银行的贷款。但中国企业不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一出生就是缺乏自有资金的，从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到依赖财政、依赖银行、到现在的依赖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企业一直缺少自有资金的形成机制。所以货币政策从紧这根绳一勒，不但房地产企业受罪，制造业企业更受罪，甚至可以说制造业企业比房地产企业更不经打。现在看来，不是大家争论的“是房地产企业先死还是银行先死”，而是制造业先死。而从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来看，恰恰是制造业企业最不该死。因为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制造”是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发展一个领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是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企业技改没有自有资金，当时企业流行语是“上项目是找死，不上项目是等死”。今天企业的流行语则是“生产是快死，不生产是等死”，其实意思都一样。过去是国有企业这么说，现在民营企业还是这么说。
当然，对政策的粗放性人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这是优胜劣汰，促使企业升级”。但问题是企业没有今天哪来的明天？更进一步讲，由于政策的粗放，笼统的“一刀切”其结果可能是“劣胜优汰”。低质企业来点歪门邪道也许能活过来，光明正大的企业倒可能先倒了。对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就是只见其杀招，不见其支招。说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但如何区别对待，怎么有保有压，却不见下文。
政策的粗放性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追求单一指标。说是压伤亡，就是封矿井，也不管煤炭供应是否能跟上。说要压事故，就是封路段，也不管运输受多大影响。钱多了，就是一个“紧”字，速度快了，就是一个“降”字。但不是所有行业都应该“钱紧”，所有企业都应该“降速”。中国很多行业和企业现在需要的是“松绑提速”。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精细化，这当然是要需要苦功夫，真功夫。但要改变中国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精细化的经济政策肯定是不行的。要以精细对粗放，而不能以粗放对粗放。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借贷纠纷案件增多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不少，而且往往牵涉到刑事犯罪，比如放高利贷者，为了追讨债务，与黑恶势力联手，采取暴力手段收账。在义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债务专业快速清收”的追债公司广告。
据熟悉义乌民间借贷市场的陈先生称，他所知道的金乌集团两大债主一个姓杨、一个姓周。杨、周两人都借给张政建好几千万元。据山图商务酒店员工证实，这两位债主经常在酒店出现，其中杨某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酒店。2008年除夕夜，杨在该酒店点了两桌有鲍鱼和鱼翅的年夜饭，每桌价格388888元，杨吃完后签单而去。而周姓债主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贷给张建政的钱也是从别人处借来的，当张政建失踪后，周的钱也“鸡飞蛋打”，在6月中旬的一天，周被几位上线债主关在酒店某房间殴打了一顿。
据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应旭海律师介绍，现在七成的案子都是借贷纠纷。
“2007年2月份东阳的吴英因涉嫌非法集资被 ** ，2007年7月份义乌的毛红霞因涉嫌非法集资被 **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借贷才渐渐被提到社会监控的日程上来。”应旭海律师表示。
今年3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亿多元，义乌人毛红霞被义乌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万元，这是继吴英案后当地公开的又一起涉案金额比较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义乌市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6月开始，毛红霞以投资房产为名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他人介绍、电视广告等途径寻找借款人员，向一些投资公司及不特定个人吸收存款，共计吸收存款10379.32万元。所得资金用于投资房产和放贷，除已归还借款本金的3496万元外，其余所借巨额资金皆不能归还。
高利贷的日渐活跃以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大量的诉讼案件爆发。来自义乌法院的数据显示，去年义乌民间借贷引发的涉讼金额为8亿元左右，而今年一个季度就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
在义乌市商城大道国际商贸城二期南大厅的浙商银行义乌分行大厅里，刚从信贷科出来的私企老板李至成拿着自己的房产证、企业购销合同、信用证等贷款手续又一次空手而归，这已经是他跑的第三家银行。
李至成无可奈何地告诉记者，面对融资环境较为紧张的局面，即使手中有地产、房产等抵押物，也贷不出钱。
义乌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发展迅速，企业数量多、发展潜力大，一直被当地各金融机构视为“香饽饽”，争相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然而，现在几乎很少企业能贷到款。从以前的“香饽饽”到现在的吃“闭门羹”，义乌中小企业正遭受巨大的反差。
银行捂紧“荷包”
“在2007年1至2月，我们行投向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行总量的76%，但今年同期，这个比例估计连15％都没有。”据工行义乌支行一位人士介绍，去年该行，一直把中小企业作为信贷扶持的重点，但在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义乌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不同程度趋紧，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成为银行的压贷对象。
根据人行浙江分行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浙江全省存款余额29030亿元，贷款余额24940亿元，存贷比达到86％，全省资金缺口非常大，人行安排2008年全国信贷增速大体为13.86％（2007年是15％以上），即便考虑到各商业银行对浙江实行信贷倾斜政策，浙江省全年信贷增量预计还是难以超过2007年4180亿元的水平。浙江省一季度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为104.9，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下降12.6和10.9，中小企业融资景气指数更是处于不景气区间，仅为95.9，有21.1％的中小企业感到融资困难，部分企业已经显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
据记者接触到的部分民营企业反映，以往各银行通常在一季度将全年贷款额度的60％以上发放给企业，而大部分企业也是在每年一季度从银行获得贷款来维持或者扩大再生产。由于今年银行一季度贷款总额大幅减少，大部分民营企业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因此感到资金压力空前。
一边是日益稀薄的产品利润和日益紧张的资金压力，一边又是高昂的融资成本，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逼到了墙角，很多企业开始尝试高利贷。
浙江省银监局今年6月份的一份调研报告，公布出浙江中小企业因借高利贷而倒下的“死亡名单”。在台州市15例因经营失败逃逸的企业案例中，多数企业涉及民间借贷。
银根紧缩效应凸显
银行信贷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
根据浙江省“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报告显示，在工业经济发达的杭州市萧山区，一季度，该区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和产成品存货增长3成，两项资金占有43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2.8亿元，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同比延长8天，资金沉淀导致资金需求大幅上升，企业财务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上升近25%。
据建行义乌支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该行个贷控制趋紧，必须是省行的VIP客户、AA级客户，其次还要求是省级签约重点客户，并且近几年信用纪录良好才可放贷。仅这些条款就把大量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此前，个贷只要有抵押就行了。
据参与浙江省“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调研的一位成员介绍，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后，中小企业信贷供给更加趋紧。今年浙江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而在中小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中，技术改造贷款占比已从2000年的16.09%下降到2007年的0.97%，下降了15.12个百分点，这导致中小企业贷款结构矛盾十分突出。
银行贷款利率上浮过大又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高的达80%，特别是银行为了防范风险，采取存单质押等方式，使中小企业在银行的综合融资费率达到了11.65%。
据浙江中小企业局统计分析，由于受银行利率上调和民间高息借贷等影响，2008年1~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财务费用增长40.55%，其中利息净支出增长45.18%。温州市800家企业财务费用支出增长51.7%，利息支出增长51.2%。
信贷政策怎么调整？
7月9日上午，长期工作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提出，“坚持从紧货币政策是一个前提，不过也不要继续再紧缩了。央行应该改善和调整信贷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于流动资金的需要，一刀切只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发展”。
“在当前依然维持不适当的低利率的条件下，大中型银行将信贷更多地投向大中型企业。而规模较小的小企业融资相当困难。目前，这种情况已经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直线上升。小银行机构由于吸存能力较弱，经营地域狭窄，资金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尤其是一些发展势头迅猛的优秀小银行，在‘一刀切’的调控面前，只能望洋兴叹了。” 浙江省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应宜逊认为。
应宜逊认为，现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利于理顺经济关系、抑制通胀，反而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应宜逊给出的解决思路是：首先，迅速纠正存款负利率。例如，设定一年期存款利率不低于7%，活期存款利率不低于3.5%，贷款利率则“市场化”，放开上限。这样，贷款利率肯定会上升得比较高，进而，那些负债率高的企业，如房地产企业、某些大企业集团等，便会因负担过重而使贷款需求下降；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则由于负债率低，承受得起较高的利率，从而贷款需求仍然能够得到较好的满足。
其次，实行差别存款准备率，同时适当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对于那些发放小额贷款的银行机构，应当按小额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调减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存款准备金率也应适当下调（比如，不超过12%）。
同时，对于小型银行机构（比如资产总额不足200亿元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实行信贷“准规模”控制；仅严格实行75%的存贷比例控制，任何时点均不允许突破。
高层调研民企“倒闭潮”
“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政策将实施
“国家对于温州中小企业现状已经有充分认识，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多部委密集调研的情况来看，国家应该会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出台一些政策缓解中小企业压力。”参加了多次调研座谈活动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
浙江有关部门在5月上书给中央有关部门的“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报告中建议，积极实施稳健的金融政策，化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困境；建议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稳定银行准备金率，适度降低贷款利息，优化融资期限结构。
大批中小企业亏损乃至倒闭的情况以及当前外贸、金融等方面发展的严峻形势，已经引起高层的高度关注，7月初，一场密集的调研铺开了。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莫道不消魂家半夜凉初透宝赴江苏、上海；7月4日至5日，国家副主人比黄花瘦席习近平赴广东考察；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赴杭州、温州调研；7月3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赴山东调研。除了中央领佳节又重阳导之外，相关各部委如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多次造访浙江、广东等地。
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莫道不消魂家半夜凉初透宝近期在江苏、上海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就指出，当前重点要抓好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时也表示，要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强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落实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变化，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进口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外贸形势变化导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之前就曾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总体是平稳、快速、高效，还没有出现滞胀的苗头，宏观调控还会继续贯彻从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今年上半年我国沿海一些出口企业大量关门停产的现象，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人民币汇率变化、宏观调控措施、世界经济下行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形成一些影响，但我国出口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产生的变化仍在合理的区间。我们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两高一资”产品结构的调整，对污染产品的限制要继续坚持。
“要‘有保有压’。‘压’的就是这类企业。”仲大军表示，观察一下国内的二元社会结构现实，就可以看到还有许多欠发达地区，许多部门需要资金发展，许多产品也不是在国内没有销路，因此，中国企业外销不行，完全可以用内销来补。
报道反馈
周期变动的粮价才是最佳调控手段
粮食安全问题内涵已经转变
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固然有不利影响，但同时还存在有利影响，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的改进、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都有利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我国改革时期粮食生产增长趋势说明这一点。结合需求方面情况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保障我国长期粮食安全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从需求来看，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决定粮食消费。人口专家估计，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时可能是14.5亿~15.0亿，比目前13.1亿人口增加约10%~15%，明显低于较早时期预测的16亿甚至更多。
我国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大概会见顶于5.5亿吨~5.8亿吨，而不是上世纪90年代预测的6亿吨到9亿吨。只要市场化体制不倒退，农业科技不倒退，未来实现粮食产量小幅增长应不存在特殊障碍。我国粮食供给长期绝对紧缺甚至匮乏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新时期粮食问题的实质是粮食市场价格周期变动调节供求关系问题。
粮食在最低数量范围内消费需求弹性很小，因而保障国民基本粮食需求满足具有特殊的政策底线含义。
随着社会承受能力提高，应有可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调节供求的基础作用。
放得开管得住的粮食市场
中国是大国，粮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政府管理和调控对保障粮食安全以及避免市场过于剧烈波动都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环境逐步转型，粮食体制和政策一些深层问题也需要尽快逐步解决。就建立完善市场粮食开放环境下流通体制角度看，虽然过去十余年市场化取向改革在零售、批发、加工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在库存和储备调控、贸易体制政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将商业库存和安全储备功能分开，政府掌握一个确保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储备数量，应对市场突变或不测危机之需。对于调节季节性市场供需矛盾的粮食库存职能，允许和鼓励更多企业更大程度地承担与参与，这样有助于鼓励竞争并通过企业分散决策发现和形成粮食市场价格，并促使农民在市场中获得更多利益。随着总量调控通胀政策有所见效，应较早解除目前短期粮食贸易限制，以便让粮农和相关企业从新一波国际粮价大行情中获得相应利益，并对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粮食与农业生产资料对外贸易寡头垄断体制这个长期问题也可以较早提上改革日程。
国内粮价尚未到达历史峰值
就国内来说，1995~1996年前后粮食生产和粮价达到周期性阶段高峰，随之出现改革以来第三次粮食相对供大于求。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粮价持续八年下降，直到2003年才开始反弹，目前粮价仍处于本轮周期上涨通道。小麦、稻谷、玉米这三种谷物价格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上涨了8%左右，属于相对温和的上涨，对一般物价的影响比较有限。今年1月份，粮价还有所下跌。现在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比上一周期1995年前后峰值水平也还低两成左右。
眼下国际粮价暴涨，国内价格较低，一些地方还卖粮难，这种不协调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通常时期，国内粮价特别是沿海地区粮价应该基本和国际接轨。保护粮食安全，最可靠的是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是让农民在粮食价格上有利可图。这倒不是说一定要用财政手段拉高粮价，而是应当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事实上，粮食供求和粮价的波动是有周期性的。粮价周期性低了，农民种粮收益低了，人为推高成本会非常高；反过来，粮价高了，最好不要人为压低，让农民比较充分地得到粮价市场调整的利益。价格波动是市场应对和调节供求变动的重要手段，没有波动就没有调节。
我们现在由于种种考虑，一方面对粮食出口实行较多限制，释放较多库存，这会在一定时期增加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和压低粮价，同时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提高收购价等政策补贴粮食生产。一手抑制价格，一手提高价格，政策关系还有待理顺。
观察过去30年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不难发现农民粮食生产决策对于市场价格预期存在显著反应。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如果市场粮价上升并使农民相信未来一段时期价格较高，农民就会多种粮食从而使供给增加；价格低了，就调减生产和供给。30年的经验说明，粮食市场确实有波动，然而并未重现历史时期挥之不去的粮食绝对匮乏危机。正是在改革开放制度转变背景下，农民利用现代农业科技等有利条件，分散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和调节，才使得我们在保障粮食安全目标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些干预市场政策，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由于从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场机制运行，也让农民和国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比如说1996年起粮价持续低迷8年之久，确实有粮食市场周期性因素作用，有宏观经济走势影响，也跟政策过度调节不无关系。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特别是1996年的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5%~20%，并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由此刺激1996年粮食生产特大丰收，加上1995年粮食丰收却还净进口了400亿斤粮食，结果1997年粮食过量库存2000多亿斤，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新增亏损上千亿元。粮价持续低迷成为那几年农民收入不增反跌、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之一。
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农民增收基本来源应当是依靠市场增收，政府补贴作用应当是比较辅助的。如果过分强调补贴作用，可能得不到预期效果。在市场环境下，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某一特定产品生产者一定要赚钱，但政府有义务保护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赚钱的平等权利。现在国际粮价较高，农民好不容易盼到一波好行情，应当在政策上考虑允许农民从中获利。放开粮价，减少贸易限制，让国内粮食相对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客观因素作用，有助于促进粮食生产，有助于农民增收，也有助于帮助抑制国际市场粮价“超调”，可收一举多得之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何莫道不消魂勇采写
中国经营报记者：何莫道不消魂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