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商业语境下，“创新”再次成为最热门的字眼，而关于创新的种种误解、曲解甚至乖谬之论，也再次纷纷粉墨登场：有人将创新视为企业目光涣散、战略朝令夕改的理由，掩盖投机者的心态；有人将创新拉做虎皮，包装为欺骗消费者和投资人的美妙故事；有人掩耳盗铃，称抢先抄袭就是创新；有人盲目崇拜，为创新而创新，把企业带入险境。
而另一方面，尽管被提及、引用的频率如此之高，但关于创新的种种观念和实践却仍然缺乏厘清和梳理，这种状况让创新的概念常常被滥用或者误用。因此，在本期杂志对改革开放30年做出回顾的特刊中，我们希望通过六个不同行业的企业在不同经营管理领域内的创新案例，来描绘一幅中国企业不断加深创新层次的线路图，寻找中国企业进行创新的原动力和内在逻辑。
实际上，创新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是随着中国市场各种要素红利的逐渐消失而日益彰显的，这些红利包括广袤的内部市场空间、廉价的劳动力和低价的资源、环境和能源成本等等，跟其他的资源一样，所有这些红利的供给都不是无限制的，当它们从丰沛走向稀缺时，创新带来的成长动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就越来越必要。
而随着创新行为的普及，中国企业进行创新的层次也在不断深入。从单一的产品创新到全套的研发流程创新，从零散的营销创新到系统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依赖创新而建立的市场门槛越来越高，所获得的市场竞争优势也越来越难以模仿，这让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奖励——超额利润，而不仅仅是承担先驱者的成本和风险。
不被激励的创新
按照最早界定“创新”概念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定义，创新应该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3.发现新的市场；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
根据熊彼特的理解，创新不等于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企业家精神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那些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模仿——适应。而创新最根本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着市场的广泛接受而来的、具有独占或优先获取权的超额利润。
如果我们按照熊彼特对于创新的定义来观照改革开放30年间的中国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期，由于此前企业和个人市场化行为被政治管制所严格限制，因此，在管制松动后，几乎所有领先他人一步出现的市场化行为都是一种创新：郑州的亚细亚商场让员工披上绶带进行促销是一种创新，安徽的万燕公司将MPEG技术成功地应用到音像视听产品上而发明的VCD机和碟片也是一种创新。
但这些创新要么由于门槛极低，要么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缺乏，非常容易模仿和适应，它们在市场中能够营造的超额利润几乎是稍纵即逝的。在亚细亚之后，全国的商场迅速遍布披着绶带的促销员，而在万燕之后，蜂拥而起的VCD厂商甚至把这个创新者都挤压得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从很多经营案例来看，早期的本土创新者不但没有获得市场超额利润的奖励，反而因为需要承担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而缺乏成本优势，从而在与后来模仿者的市场竞争中落后。
而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在长期压抑后喷薄而出的巨大容量让正常的利润已经足以滋养大多数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企业，尤其是消费品制造厂商来说，强烈的卖方市场特色让它们的日子过得格外“幸福”：刚刚告别短缺经济的消费者还根本顾不上“高品质”、“个性化”这些更高的消费层次，所以产品也不用做什么市
场细分和差异化，只要生产跟得上，渠道铺得开，就能看到销售额突飞猛进。比如由联邦家私设计的“9218联邦椅”曾经创造了单款产品大面积、长时期覆盖市场的销售奇迹，迄今为止在国内累计销售早已超过了1亿把，当然，这1亿把联邦椅中大部分都是由联邦以外的家具企业仿制的。
除了潜力巨大的本土市场空间，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无须企业负担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政府通过非市场手段严格管控的能源价格，都让通过创新而获取超额利润的动力显得并不是那么紧迫。这样的市场环境对于新生本土企业的成长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很多企业便是在这个时期从手工作坊式的小厂房迅速成长为销售额过亿的中型企业，但它却没有形成对创新的良性激励机制，在这个阶段，企业是否需要创新确实是一个问题。
上升中的创新价值
尽管大家心里都清楚，中国的各种要素红利并不是享之不尽的，但它从丰裕转向稀缺的速度之快，还是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人口红利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有力支撑要素之一。国内就业市场供给充足、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是很多制造企业在全球赖以建立价格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比如在通信业，人力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40%，而中国的人力成本在很长时期内比欧美企业低了50%以上；但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将要枯竭，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社会人口结构。
除了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税的预计攀升、环保成本、能源价格从政府管制走向市场化，都将深刻地改变中国企业的成本结构，以往那种只比谁“拧毛巾”拧得更用力的竞争方式显然是过时了，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这种竞争方式的实质是“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也就是说，不是比谁的能力更强，而是比谁能够将底线压得更低，比如对员工薪酬、环境污染等问题。
创立于1995年的深圳比亚迪公司并没有赶上1980年代那个随便造点什么都好卖的黄金时代，公司创始人王传福环顾市场，发现供过于求已经成为普遍状态。但这种“生不逢时”的创业环境，却逼迫比亚迪从一开始就自主开发了从生产设备到最终产品的全套生产系统，跟中国的很多企业一样，比亚迪成为了产业中著名的“成本杀手”，但它的成本优势却是建立在具有核心技术的生产流程创新之上的，它始终遵循的是竞争而非竞次的逻辑。
同处深圳的华为公司依靠狼性和压强原则突破了技术的门槛，对于它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系统化地改造研发流程，将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前置在技术研发环节之前，此前那种曾经为公司创造巨大价值但是同样也带来巨大损失的研发方式，显然无法支撑华为成为一家世界级技术企业的梦想。于是，华为以高昂的代价完成了它的研发流程改造，跟此前它一度只能仰望的那些行业领先企业成为了竞争对手。
即使是在以往市场竞争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产业，比如金融业、航空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创新无处不在的身影。成立仅20多年的招商银行通过对客户体验的不断提升，消解了一家后起的银行在网店规模和发展历史上的诸多劣势；而中国国航这样的巨无霸公司则凭借着逐步深入的客户结构管理，走出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由于成本结构的重负所带来的常见利润困境。
而类似于百丽和佩尔优这样的企业则更加直接地抓住了国内市场走向成熟、要素红利逐渐消失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从事服装零售产业的百丽很早就意识到，在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者的需求一定会向个性化、时尚化的方向细分，为此，百丽建立了一条能够与消费者需求紧密啮合的极速供应链；而原本从事电气工程的佩尔优公司则在经营中发现了企业降低单位能耗的潜在需求和节能市场的巨大潜力，通过
业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它转型成为一家赚取“绿金”的能源合同管理公司。
无需逐一罗列，创新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产业和管理领域实现了它的本意：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一个成熟的市场和更佳的商业环境，也让创新获得了越来越坚实的存在理由。